雖然我和倪桑一起工作的時間不算很長，但那段時間卻是我一生中最開心的日子。
因為林強的關係，在我沒在上大學後，他把我引薦給倪桑，第一次見他是在波麗佳音(Pony Canyon)的辦公室，那時真言社準備再從波麗佳音獨立出來，在他辦公室，第一眼引我注意是他的衣著，那天他是穿了一條破洞的501牛仔褲，他那條破洞的地方很特別，是破在屁股那邊，上身卻是很整齊的西裝和T-shirt。腳踏著L.L. Bean的Boots, 留著鬍子，遠看活脫像一個老了的日本時裝雜誌的model。
跟他工作後，才知道他是祖籍是北京，不會講台語，卻簽了一大票非常地道的唱台語的藝人。
這個就很好玩了，他怎樣去管理這些人，是我當時最想知道的事情。
第一天上班，就給我聽竇唯的一些小樣與半製成品，問我覺得怎樣，我覺得不錯，他說他簽了，不過這個藝人要轉給魔岩（滾石專做內地的廠牌），我當然覺得可惜，同時發現原來倪桑不只是專做台語這一塊，對於內地的音樂，其實早已踏了過去。
他常常找我們出去吃飯，在飯局中常有一些他的朋友出現，像陳國富導演、鈕承澤（後來我還是他室友）、候孝賢導演、李力郡、羅大佑等，應該說是我想認識的人，只要去倪桑的飯局，總是會遇到。
對於音樂的敏感度，我不能不佩服，當年在台灣，每幾個人跟我說House Music，他會問我知不知道Tim Simmenon (Bomb The Bass的主腦），說他曾在倫敦時認識了他。在台灣沒人知道什麼叫Acid Jazz時，他已經常和我提那一個Acid Jazz藝人厲害。
雖然在音樂方向上，他不太愛管，只要聽聽小樣，覺得okey, 就可以去做，但對成品要求卻很高，如達不到他的標準，常常要求重錄，像張震嶽的唱片，就不斷重做再重做。
倪桑的標準是什麼，其實是沒人搞懂。後來我去問他，他說：“感情不夠！怎賣？要再做。”。感情到位，成了我後來對音樂製作上一個很重要的一環。
那時候，常跟他一起去“敲”事情，“敲”藝人、製作單位等，在"敲"或談判過程中，雖然不是每次都成功，怎樣要人家做你想做的事情，原來是充滿技巧的，在過程中，我也學了不少。
有一天，他跑來跟我說：『Cello，你不要每晚都跟人談音樂不睡覺，這樣是不好的。』，心裡很納悶，我不是在音樂公司上班嗎？為何不要和人談音樂，幾年後，我才意識到倪桑是要我多注意音樂以外的事情，幹音樂其實不只是音樂，還有其他的事情配合才能成事。
開心的日子，當然很多，在倫敦錄音，每到晚上都去跑演唱會、舞廳、Rave Party，而且還是公費的，你說爽不爽，在玩樂的過程中，原來已經不知不覺開拓了我的視野。
對很多很嚴肅的事，倪桑會用一個漫不經心，又帶點開玩笑地和你說，例如93年時，常有內地航機，被騎劫都台灣，他總會說：『哈哈，他媽的！又飛來了。』
又或是早幾年紅衫軍圍總統府時，我剛巧在台北，那時倪桑是這個活動的策劃，和我說：『哈哈！Cello你一定要去看看，很屌的! 去感受一下吧！』
對了屌、嗑這些字，我也是跟倪桑才學會的， 沒有他我可能不會用這些字。
雖然，沒幾年，這段好日子，就結束了，不過，只要在台北我有時間，我一定會找倪桑見面。
他常說我是文青，我一直不是很認同，我常跟他說，我在做的唱片都在賣，我會做情歌，我在做商業的東西，他會再笑笑說，你還是個文青，臉上同時掛著一個很得意的笑容。
不過，很奇怪，後來認識了很多人，後來的老闆陳少寶、音樂一週的Sam Jor、前MTV台的Elven、崔健、劉元、竇唯、Simon Napier Bell (Wham、Japan、Marc Bolan的經理人）等，他們原來都知道倪桑這個人，不過，在他們口中，他們叫他做老倪。
因為這個原因，特別我在內地時，有著倪桑這兩個字，的確帶給我很多的方便。
倪桑常常有一些出人意表的事，常常一個人去了尼泊爾爬山，又例如他有了小孩，這個事情，我實在不是很明白，當那天我看著他帶小孩時，又不得不佩服，他是一個稱職的父親，還著我快點有小孩。
很佩服這樣的人，在每一個崗位，他都做到盡力做到最好。
他常說，過程比結果重要，不過，我相信他早就忘了，有一天他罵我時是說著相反的話，哈哈！
不過，我還是要說：謝謝倪桑，是你教懂我很多東西，很多東西與價值觀都是從你身上學到。
他送我的自傳上面，寫著： Cello，沒有你真言社會怎樣？
這個我不是很想去研究，我反而想知道，如果沒有真言社，我會怎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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